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
[直译]：有子说：“能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喜好冒犯上级的人是少有的；不喜好冒犯上级，却喜好造反的人是根本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自然就会生发出来。孝悌是为仁的根本呀!”
论语开篇即论“学”，次而论“孝”。“学”是个体意义上的“内铄”，“孝”是群体意义上的“外推”。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源远流长，正是借助于“孝”的心灵力量的社会建构价值，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孝”的社会价值与“教”的社会价值是统而为一的，不仅如此，由于血亲意义上的朴素性和普泛性，“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
“百善孝为先”，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朴素感情。这种朴素感情是其他一切伦理道德的精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倚助于“孝”的循序渐进，由个人内在心灵力量的向外扩展，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族政治哲学，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血亲-社会伦理学建立并延续的。“孝”的本义虽是奉养父母，但具有时空意义上的扩展性与延伸性，“孝”几乎就是合乎规范、合乎人伦的代称。所以，“孝”是个体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的伦理学基础因而就是“孝”，“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先民倾向于认为，一个能够“孝”与“悌”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而这正是“教”的社会意义的终极追求。
从语用学的角度讲，“教”字，左从“孝”而右从“文”，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在具有基本内在伦理准备的基础上，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里，“孝”为本，学“文”为末，本立而道生。反过来讲，学“文”的终极目标也在于强化“孝”的社会政治价值。换言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学不学“文”，而在于学“文”的目的是什么，不在于学到了多少“文”，而是这些“文”具有多少伦理价值。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立足于血亲意义上的“孝”，达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圆融和谐，这条道路，也就是由“德”而提升为“道”的道路。
在现代社会日益远离传统文化并日益摧毁传统文化以建立新文明的今天，有必要特别强调教育的内在伦理价值，也就是强调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人所共知的普泛性伦理价值。教育作为一种决定未来人类文明前途和走向的力量，能否关注人性善的生发与人性恶的改良，是人类能否掌握其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一个不言自明的伦理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孝”与“悌”。为什么当下必须特别强调“教”与“孝”的内在圆融，理由其实是浅显明了的。首先，从“孝”“悌”的本性上讲，“孝”与“悌”具有一般德性论所不具有的不言自明性。近现代以降的道德教育哲学不是不关注道德问题，而是在各种道德问题之间争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所以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一直建立不起来，多元化道德并没有象人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给人带来道德生活的自由，反倒有落入虚无的危险。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类感情，“孝”“悌”在消解各种德目的矛盾斗争方面具有独特的内在性力量。其次，教育究竟“教”什么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孝”与“悌”的伦理支持才能获得目的论方面的证明。教育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近现代教育哲学太多的关注于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其“何以可能”的伦理基础。伦理价值是教育的内在价值。中国传统哲学对教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的解读本真地揭示了教育的内在超越性。第三，“教育”的“孝育”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道德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就目前而言，社会公德的失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族私德的失落不无关系，而家族私德的滑坡则与多年来对家族私德特别是对孝的忽视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落入“假、大、空”的窠臼，道德教育方面的教导既空泛无力，又缺乏根基。教育的“孝育”化则既可以使人葆有本真的心灵力量，又可以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社会公德所需要的基本准则。有此可见，教育的“孝育”化即使不作为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也是现代教育值得尝试并不得不以之为的衡准。
问题在于，许多论者认为提倡“孝”是一种悖于现代化的退步行为，正如二十世纪初中国启蒙时期西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因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孝”，不是“二十四孝图”所宣扬的愚忠、愚孝，而是在本真的意义上拓展而成的达到个体与群体和谐共处的伦理纽带。孝一旦外在化、虚假化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走向五四时期陈独秀、吴虞所强烈批判的损害个人自尊、养成依赖性并阻挠生产力发展的“家族本位主义”的孝。本真的孝是平等性而非片面性的，是正常而非反常的，是生成拓展的而非家族本位的。“孝”常相对于“慈”，所以并非“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体现了亲子的平等性；原始形态的孝是子代对亲代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所以并非只是出于哗众取宠或入仕进阶的功利需要的“愚孝”或“伪孝”，而是一种自然情感的真诚流露；孝虽原为奉养父母，但却可以拓展为家国天下的一种精神依据，对个体而言，“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对国家而言，“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孝成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内在衡准，“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因此，在拓展意义上，孝并非仅指“能养”，还包括“尊亲”、“弗辱”在内的境界与层次。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认为，如果人们都能够从起码的“能养”，始终如一地向“弗辱”、“尊亲”的境界努力，从而使孝的含义由奉养父母提升为奉献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那么个人发展社会发展将是圆满和谐的，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所追求的最为根本的教育价值。教育即孝育，孝育即本真的教育，“众之本，教曰孝”，“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案语]：现当代道德教育问题重重。当下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不重视道德教育，而是在于不懂得如何进行道德教育，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道德教育。多种所谓的道德教育模式四面出击，而又处处受阻。虽然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德育方法以及在德育原则方面极尽发掘之能事，德育依然虚浮无根。归根结底，我们的道德教育遗忘了一个起码的道理，即一个根本不能“孝”、“悌”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爱其家国的。由于这种遗忘，我们的道德教育因而在“假、大、空”的窠臼中难以自拔。道德是善的，道德教育求其善，求其善的道德教育必须是“真”的道德教育，即从人的真实情感出发的、从人的真实生活出发的道德教育。只有“真”的道德教育才能达成“善”的道德。而“真”的道德教育的不言自明的伦理基础就是“孝”。新加坡、韩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卓绝的努力，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假、大、空”的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实际上倾向于塑造虚假的人格，这种道德教育不仅因为与人的本心的冲突而造成人格的分裂，也最终由于这种无休止的冲突而造成对道德教育从而道德感的倦怠。克服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以老老实实的态度，以踏踏实实的手段，以实实在在的言传身教进行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我们的道德才能找到它的内在依据，道德教育才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