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数千年来，它贯穿在日常生活中，深入人心，又遍及各个角落，对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行为模式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作用，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和它自身的特点有关外，和中国古代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其数千年的发展中，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就其最基本的内涵讲，孝，就是亲亲，就是善待父母。《尔雅·释训》有：“善父母为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孝，善待父母也，从老省，从子，子承父也。”孝，就是源于血缘关系的自然性，子辈对父辈的敬爱侍奉。其基本要求就是“故亲生膝下，养父母日严”，在父母病时要侍奉；在父母年老时要赡养；在父母去世后要安葬。而在侍之、养之、葬之的整个过程中，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之心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就是对父母要养、要顺、要敬。然而，孝，这种家庭中自然的伦理道德，在与我国古代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社会相结合时，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孝道。从西周开始，孝就开始规范化、具体化、制度化，成为一种政治伦理，它的形式体现为礼。它不仅仅是种伦理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规范。

　　无论是孝的本义的宣扬，还是作为规范的推行，古代教育都不遗余力，而且效果斐然。孝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内到深宫，远达乡里。孝教育分析起来是由社会、家庭、学校相辅相成地实施的。孝既是这三者共同的教育基石，主要的教育内容，同时又是它们共同的教育目标。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孝教育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一、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向来就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提供某种氛围和指向，特别是对道德，更是如此。然而，还很少有象中国古代社会那样对“孝”这种伦理道德教育如此钟情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教化的社会，而这种教化，最基本、最下工夫的、最有成效的就是孝的教化。下面分述之：

　　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界对孝的崇尚与宣扬，为孝立了内涵、价值和标准；使言孝、行孝和评孝都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许多首是专门来反映当时人们的孝的伦理观念的：有孝子的哀思、有对孝子的赞美、有对孝行的描写、有对逝世的父母、先祖的思念追怀。如《诗·小雅·蓼莪》就描写了不得终养父母的孝子的哀思和愤怒。诗中写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而自己在行役之中，却不能奉养父母，心中是怎样的悲痛呢？接下来用“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来表达这种心情；又进一步追念父母“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而则只能是仰天长叹“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生我养我，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又费了多少心血；他们爱护我、教育我、出入怀抱着我……，而我想报答他们的恩德啊，可是，老天啊，在我被迫离家的时候，他们却不在了……我的悲痛比这无边的苍天还要无限啊！这首诗，反映了人们感念父母的生养之情却又无法回报的悲哀之情。这是孝的一种基本的朴素的表达。·

　　《诗经》中的《诗·小雅·楚茨》、《诗·小雅·六月》、《诗·小雅·南陔》、《诗·大雅·卷阿》、《诗·大雅·下武》、《诗·唐风·鸨羽》及《周颂·闵予小子》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孝思、孝行等。上述诗篇既有贵族的乐章，又有下层百姓的民歌，反映了孝的观念在当时的贵族和平民阶层中都是同样盛行的。此外，在《尚书》、《易经》中也有许多孝的思想的表达。如《尚书·尧典》对舜的孝行的记述，舜“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蒸蒸父，不格奸”，舜的父亲、后母和异母弟对舜很不好，但舜却能够行至孝而终于避免了他们沦为奸恶的人。在《酒诰》中，周公教导康叔，到了封地后要领导人们勤于劳作，孝养父母，他说“其艺黍稷，奔走事阙考阙长，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阙父母”。对不孝的人则批评惩罚。如《尚书·周书·康诰》说“矧惟不孝不友，元恶大憝”，认为不孝的人是罪大恶极的。由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已不仅有了孝道的观念，而且有了具体的一些内容，着重是孝养与追孝。

　　春秋时期是我国的古典时代的成熟期，为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孝在这一时期更加丰富。以孔子为先师的儒家，继承和发扬了西周的文化传统。孔子上法尧舜，下述汤武，并明确地说“吾从周”。孔子肯定西周的“亲亲、尊尊”，并进一步论述了孝的思想。在《论语》中有多次的论述，后经孟子等人的发展，到《孝经》、《礼记》成书时，儒家的孝道已是完整的体系了。至此儒家就明确了孝的价值、孝的内涵、和行孝的行为标准。

　　孝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在古代，国家主要是依靠人治。而人治主要就是依靠人自身的修养、人的理念、人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认同和遵守。只有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而孝，既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又是其检验标准。

　　修身之本在于孝。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就是说孩子首先要能够做到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然后推广到仁爱社会大众，闲暇时才去学习文化知识；孝，是道德的根本，是教化的本源。后来的大儒也多持同样的观点。司马光说“治身莫先于孝”“圣人之德莫加于孝，犹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远则流大，本固则叶繁”。孝，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们修身的基石。孝是家庭和睦有序的法宝。在古代，家主要是以家族为形式存在的，一个个家族，就犹如一个个小社会。这么个大家庭何以能井然有序呢？——以孝齐之。惟孝，才能长幼有序，才能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才善继先人之志、勤治先人之产。孝，能使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无怨、子孙世昌。孝，是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家族成员联结在一起，并使家族繁衍不息。身修家齐，自然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很大的作用。统治者孝，是种表率，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行孝，则“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民众孝，则会忠顺，不会犯上作乱。正如孔子的高徒有子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孝有着深刻的内涵；行孝，也有其标准。孔子表达了对孝的看法。当鲁国的统治者孟懿子问孝时，子曰“无违”，又进一步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当孔子的弟子问孝时，孔子的回答又不同。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食，曾是以为孝乎？”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的精神核心是敬、无违、是使父母心里高兴；行孝的外在形式是对父母有“礼”。具体表现为敬养、志养、色养—孝子要做到使父母连一点难受的脸色都没有；对父母要符合礼，要以礼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他的后人弟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想。

　　《孝经》是孝伦理的系统化。《孝经》共十八章，除了对孝的价值、意义、作用的阐述外，对人们的行为也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具体规范。从《孝经·天子章》到《孝经·庶人章》，分别列出了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不同层次的人行孝的不同标准，是谓“五孝”。对天子行孝的要求极高，要求天子对自己的父母爱敬有加外，还要“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就是说如果天子敬爱自己的父母，那他就该以仁义施于天下，使民众有所依靠。对诸侯则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这样就能长守贵、长守富，能保其社稷，此乃诸侯之孝也。至于一般老百姓，则“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总结说“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层次的人，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尽孝。除了这些分层要求外，在《孝经·纪孝行章》还提出孝子侍奉双亲，要敬、要能“致其乐”使父母高兴；亲病则忧、丧则哀、祭则严。如果不孝，则有刑罚，是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总之，《孝经》使得人们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样做。后代又出现了《女孝经》、《大农孝经》、《酒孝经》等书，又使行孝进一步具体化。这些规范，是古代孝教育之所以深入人心、易于实施的基础。

　　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规范与示范，并在各方面加以诱导，并用礼法制度去约束人们，对孝的推行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中国古代礼法制度对孝的维护和对不孝的惩罚，使人们趋向孝。中华法系独特的以礼入法的特点，早在夏代就露端倪。“不孝”是夏朝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较固定的罪名。在西周，“礼”是法律的灵魂和精髓，贯穿于立法、司法的活动中；而“亲亲、尊尊”又是礼的原则；孝又是亲亲的精髓。孔子推崇西周的礼法传统，强调孝和礼的相辅相成。此后，孝都一直得到了国家礼法的维护。在北齐，有“重罪十条”，第五条是“恶逆”，第八条就是“不孝”。犯了这“不孝”罪的，就是王公大臣也得不到宽恕。隋朝的开皇律继承了北齐的刑罚，并把“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作为封建立法中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而在后世历代法典中，历经一千三百年不改，是谓“十恶不赦”。而其中的“恶逆”、“不孝”、“不睦”的三不赦，只不过是不孝的情节轻重问题。以《唐律疏议》为例，“恶逆”是指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直系尊长；“不孝”是“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条例很简洁，但包含的内容丰富。先贤说了那么多的侍奉父母的标准，提了那么高的要求，都是要遵守的，不然，就会受到惩罚。例如，若父母还在世，就搬出去住，有自己的私产，就是“不孝”；若对父母供养不足，也是“不孝”；这些都是要受罚，而且是决不待时的。真是如孔子所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相反，孝子则得到各种的好处。在法律上孝子能够得到宽恕。孔子认为做儿子的，当父亲犯了法时，不应该揭发父亲。当叶公告诉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时，他说“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认为父子应该相互包庇。后来的统治者也都承认了这条原则。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曾颁令“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大父母，皆勿坐。”这一刑罚原则为后代所沿用。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一直认为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的，父仇是“不共戴天”的；甚至可以报九代之内的仇，“虽九世可报也”。

　　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在唐代以前，主要是以乡举里选为特征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各个朝代的选拔标准和科目并不相同，但“孝廉”一直都是其共同的重要内容。乡里出名的孝子，地方长官就有责任向上推荐，也可以直接任用。汉武帝以四科取士，四科各有偏重，但都要求孝弟廉正。唐高祖号召幼童读《孝经》，并设置童子科：“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同时，人们如果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为官，那么要亲养父母也是最好的托词。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就不得不予以准许。典型的就是汉代的李密。李密不愿意为官，但因他有才名，有孝名，皇上要召他为官，李密就写了《陈情表》上书皇上，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长期由老祖母抚养，而今老祖母需要自己在身边。